柳宗元寓言《三戒》辨析

在先秦諸子散文中有很多寓言，如“刻舟求劍”、“揠苗助長”、“邯鄲學步”、“削足適履”等等。這些寓言往往是做為議論的手段運用的。柳宗元的寓言，雖然只有寥寥數篇，卻對先秦寓言有新的發展：一是他的寓言有了全新的情節，二是有了典型化的形象，三是十分講究語言表現形式。有此三點，說明柳宗元的寓言成了有意識的創作，使寓言成了文學創作的一種獨立的樣式，這在我國文學發展史上是有很大的貢獻的。

　　柳宗元寓言的內容是“高度的哲理性與強烈的政治性相結合的”，“現實針對性很強，往往是對當時重大政治問題之諷喻”（孫昌武著《柳宗元傳論》）。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三戒》，寫了一組三篇寓言：《臨江之麋》、《黔之驢》、《永某氏之鼠》。作者把他們放在一起，冠名曰《三戒》，是有深刻含義的。

　　前人議論《三戒》的文字不少，有人說柳宗元的寓言後面，“必有一句最有力量，最透闢者鎮之”（林紓《韓柳文研究法》，商務印書館，1936年版），言下之意是每個寓言後面作者自己的“評論”就是對寓言內容最透闢的解釋和評論。而這個解釋和評論究竟是什麼，林先生語焉不詳。另外，有人以為《黔之驢》是譏諷那些腐敗無能的世家舊族的，也有人以為他是在比附、抨擊自己的政敵，孫昌武先生說：“這個無德無能卻又無自知之名的驢子被老虎吃掉的故事”（《指黔之驢》）“含著一定的諷世意義，如果我們從龐然大物的弱者終究要失敗的情節來分析，就該領悟到事物的大與小，強與弱互相轉化的道理。如果再從驢子因一踢而喪生的結局分析，又會得出無技不可逞能的教訓。而從這個故事中概括出來的“黔驢技窮”一語，又是對敵人力盡而技窮，不堪一擊的狀態的生動形容”。

　　《〈中華活頁文選〉合訂本（一）》顧易生在《三戒》注的說明裏說：“作者通過小麋、驢子、老鼠三種動物的先後悲劇，對舊社會中些依仗人勢、侍寵驕橫、得意忘形、外強中乾、作威作福、貪婪暴虐的人物加以強烈的諷刺，表示人民對他們的蔑視、鄙視和憎恨，包含著對反動統治者所豢養的奴才進行鬥爭的意義。”

　　中國科學院文學研究所出版的《中國文學史》認為：“著名的《三戒》就是借麋、驢、鼠三種動物的故事，來諷刺那些或侍寵驕橫、或盲目自大的得意忘形之徒，並指出他們自取滅亡的下場。”“這些寓言往往概括了一些普遍的真理，其諷刺物件是較廣泛的；但這些徒有其表，虛張聲勢的社會現象，在統治集團中間卻是更為大量而集中的存在，因此，它無疑是刺向整個官僚社會的一把鋒利的匕首”。

　　以上這些議論的一個共同點，基本上都是認為柳宗元的《三戒》是諷刺他的政敵或統治階級的。毛主席在《一個極其重要的政策》裏又說了下面一段話：

　　“柳宗元曾經描寫過的‘黔驢之技’，也是一個很好的教訓。一個龐然大物的驢子跑進貴州去了，貴州的小老虎見了很有一些害怕。但到後來，大驢子還是被小老虎吃掉了。我們八路軍和新四軍是孫行者和小老虎，是很有辦法對付這個日本妖精和驢子的。”由於毛澤東及《毛澤東選集》的影響，黔之驢便真成了敵人的形象了。有的雖然接觸到了問題的實質，但立刻又轉到別處去了。那麼，《三戒》的內容和它嘲諷的物件究竟是什麼呢？

　　我認為：要弄清《三戒》內容所嘲諷的事物的真相，先要從觀念上解決三個問題：第一，先要承認本人開頭說的，柳宗元的寓言是藝術創作，藝術創作的形象（不管是人是物），都有典型性，是對一種社會現象，一種類型人物的藝術概括和典型化；藝術創作的原型（或模特）不等於藝術形象本身。第二，我們要擺脫柳宗元創作的寓言特別是《三戒》一定是針對政敵或壞人、惡人的，因為他有很多直接抨擊政敵的論文、散文、詩歌，他不一定非要再用“寓言”來比較曲折隱晦地表達他的這種思想和感情。這種思想感情有時是不便明說或不想直說甚至連作者當時都處在矛盾中說不清楚的。於是他便“托物言志”，讓讀者馳騁自己的想像，想類似的事物，類似的現象，類似的感情。這種不能一下指實的藝術形象，卻能通過讀者的想像發展為很多類似的形象，從而使人們受到警策和借鑒，這便是柳宗元寓言不同于先秦諸子散文中的寓言而成為獨立的文學創作的奧秘所在。第三，我們研究文學作品的內容和形象，究竟是緊緊抓住這個內容和形象本身進行研究，還是主觀地按自己先已確定的結論（如《三戒》是諷刺敵人或壞人的）去進行研究呢？我認為應取前一種。

　　在這樣的前提之下，我們來研究柳宗元的《三戒》（原文略）。

　　我們反復閱讀《臨江之麋》、《黔之驢》、《永某氏之鼠》，發現小鹿、驢、鼠都不像是敵人、惡人或罪惡事物、人物形象的代表，而且也不是作者嘲諷的對象。

　　“臨江之麋”是被人“畋得"(打獵得到)而蓄養的，本身也是受害者,身不由己,只不過它“乘物以逞”，在主人的關心、保護下失去了警惕性，以為一群“外犬”（野狗）也可以象主人家的犬一樣“狎戲”，結果被野狗“殺食之”而“至死不悟”！“至死不悟”，是它不知道同是狗，為什麼家裏的狗能“狎之”而野狗卻要吃它！黔之驢雖然“形之龐也類有德，聲之宏也類有能”，但它也是無辜的。它被“好事者”用船裝到黔，當地人由於從未有過驢而使它“無可用，放之山下”。驢從無害虎心，虎卻一而再、再而三地向他挑釁。當驢“不勝怒”（也是忍無可忍），踢了虎一腳（“蹄之”），從而暴露了自己的無能，被虎“跳踉大闞，斷其喉，食其肉”。作者深表同情地說：驢“向不出其技，虎雖猛，疑畏卒不敢取；今若是焉，悲夫！”柳宗元分明是同情驢的，因為他是受害者，而且是被“好事者”用船把它裝到它不熟悉的地方後發生的悲劇！言下之意，如果驢不被好事者弄到黔，它可能就不會遇到虎，也就不會被吃掉！“永某氏之鼠”的矛頭所向也不是“鼠”。永州某氏屬鼠，便以為鼠是神，因而“愛鼠，不畜貓”致使鼠忘乎所以。當然永某氏之鼠也有不是，無遠見，以為“飽食無禍”的日子可以永遠過下去。結果當然不是這樣，換了一個主人（這個主人不是死掉了，而是徙居他州）,新主人對他們下毒手,一網打盡!

回過頭來再看作者的小序:

　　“吾恒惡世之人，不知推己之本，而乘物以逞。或依勢以幹非其類，出技以怒強，竊時以肆暴，然卒迨於禍。有客談麋、驢、鼠三物，似其事，作《三戒》。”

　　小序是柳宗元對自己創作動機的說明。他說他“恒惡世之人，不知推己之本，而乘物以逞”。“世之人”不能直接解釋成政敵或敵人是顯而易見的，只能說世上有這麼一些人，柳宗元常常對這麼一些人感到厭惡。厭惡他們什麼呢？他們“不知推己之本，而乘物以逞”。即是不從自己的實際（實力）出發，依仗外力（別人的力量）來達到目的。“逞”，不少書中都注成“逞強”，但從三篇寓言看，麋、驢、鼠都沒有逞強，只是不諳世事，不知對手的厲害不切實際地想達到目的。柳宗元對麋、驢、鼠“卒迨於禍”的原因認為是“依勢幹非其類（依靠某種勢力與自己不同類型的人打交道，一起幹事）。上文說過他在三篇寓言的評論文字中也表現了對麋、驢、鼠的同情。他本身的看法就是前後矛盾的，至少在感情上是如此！“有客談麋、驢、鼠三物，似其事，作《三戒》”。柳宗元明明白白地告訴我們，有人跟他談了臨江之麋、黔之驢、永某氏之鼠的情況，他覺得“似其事”，所以才寫了《三戒》。

　　“似其事”三個字是關鍵！向來無人注意此三字！因為容易懂不必解釋。從字面上看，“其”，代詞，這裏毫無疑問應解釋為“那，那些”，“似其事”就是象那件事情，或象那些事。這“那件事”，或“那些事”，究竟是什麼事件呢？弄明白了“那件事”、“那些事”，麋、驢、鼠的所指大概也就基本清楚了。要回答這個問題，我認為我們就必須研究、分析柳宗元創作《三戒》的時代背景和思想感情。

　　柳宗元創作《三戒》的時代背景是什麼呢？

　　《三戒》是柳宗元被貶為柳州司馬，到永州後創作的。柳宗元33歲時擢升為禮部員外郎，成為王叔文集團的主要成員，他們依靠重病在身的唐順宗李誦的支持，打擊宦官、藩鎮和大地主大官僚的勢力，推行政治改革（史稱“永貞革新”），興利除弊取得一定成功，僅幾個月，由於李誦病重被逼讓位于憲宗李純，李純在宦官、藩鎮、大官僚地主的支持下取消改革，貶謫、誅殺改革集團的主要領導人物，年輕有為的政治家、文學家柳宗元和劉禹錫、韋執誼、韓秦、陳諫、韓曄、淩准、程異八人都被貶為偏遠州的“司馬”，這就是歷史上所說的“八司馬事件”。柳宗元從“超取顯美”的高官一下子被貶為“自度罪大”的流囚。這種不平常的遭遇和社會地位的巨大變化給予他極大的精神上的打擊。

　　柳宗元在柳州的職務全銜是“永州司馬員外置同正員”，是編外閒員，到永州後，他既無官舍，又無具體職務，他自己說是“俟罪非真吏”（《陪韋使君祈雨口號》），即不是真正的官吏，而是被流放的囚徒。柳宗元初到永州，寄居在一座古寺——龍興寺裏，這裏環境荒涼，所居西廂房僅有北窗，光線昏暗，潮濕悶熱。整天接觸到的是僧侶和佛經。半年後，隨他來永州的70歲老母就病故了，柳宗元身心再次受到重大打擊。當時他只30多歲，就已經“百病所集，痞結伏積，不食自飽。或時寒熱，水火互致，內消肌骨”（《寄許京兆孟容書》）。

　　在這種情況之下，柳宗元的政治思想表現出兩個顯著特點：一是為自己和改革辯護，希望當政者和朋友們諒解，這還算積極的一面；二是自怨自艾，自我懺悔，自我責備。在他的《與裴塤書》中,他說自己參加革新活動是“年少好事，進而不能止”“性有倨野，不能摧折，以名蓋惡，勢益險”。在《寄許京兆孟容書》中說自己“于眾党人中，罪狀最甚”“很忤貴近，狂竦繆戾”，以致反對派對他“di訶萬端，旁午搆扇，盡為敵讎，協力同攻”。柳宗元得意時確實年少氣盛，驕矜之態溢於言表，他自己在《答問》中以為“凡事皆易、不折之以當事急務”。加上當時改革派得勢，魚龍混雜，其中不少人結黨營私、貪污受賄，以為有順宗李誦支持，可以永遠掌權，反對派主要人物之一、大官僚韋皋在給當時監國的李純的奏章中寫道：“今群小得志，毀紊紀綱，官以事遷，政由情改，朋黨交構，熒惑宸聰。樹置心腹，遍幹貴位，潛結左右，唯在蕭牆”。也大體上說明了當時改革派缺點錯誤的一面。到了永州，由於他身心交瘁，精神十分苦悶，所以自幼就受到佛教薰染的柳宗元這時進一步到佛教教義中尋求解脫，甚至一度發展到想出家當和尚的程度。

　　綜上所述，我們可以這樣認為：《三戒》是柳宗元由社會上一般情況聯想到“永貞革新”“其事”從而發出的種種怨憤和自我嘲諷，或者也可以說是對“永貞革新”的影射和總結。他不願直接也不能全面準確地說清當時的那些事，那些人，只覺得改革集團成員“不知推己之本”，不考慮自己的力量，以為依靠順宗李純的力量（“外力”）就可以“幹非其類”“以技以怒強”，部分改革派中的腐敗分子又“竊時以肆暴”，這一切都導致了“卒迨於禍”！柳宗元的佛家思想又使他有點悔不當初，受人愚弄的感覺……可是這些他又怎能公開說出來或寫出來呢，何況直接涉及到封建社會裏神聖而又不可侵犯的順宗李誦和憲宗李純！於是他只好用三個寓言來表達了（其他寓言中也有類似的意思）。

　　最新出版的復旦大學章培恒/駱玉明主編的《中國文學史》（復旦大學出版社，1996年3月第1版）在評論柳宗元的寓言創作時說：“柳宗元寓言如著名的《蝜蝂傳》借小蟲諷刺那些‘日思高其位、大其祿’而不知死之將至的貪心者；《三戒·黔之驢》則借驢比喻那些外強中乾、實無所能的龐然大物；《羆說》則借鹿、貙虎、羆一物制一物來比喻那些‘不知善內而恃外者’只知假借外力而不思自強的愚蠢行為。”這兩種看法，應該說是比較客觀，他們認為柳宗元的寓言諷刺的“貪心者”、外強中乾、實無所能的龐然大物“和‘不知善內而恃外者’只知假借外力而不思自強的愚蠢行為”，也包含著柳宗元參加的“永貞革新”集團的各色人等，這是毫無疑問的。

　　以上是我研讀《三戒》和柳宗元其他作品後形成的一得之見，我認為這樣解釋才比較實事求是。這樣說是否會降低柳宗元《三戒》這組寓言名篇的社會性和思想性呢？我以為不會。因為類似的政治事件、經濟事件和生活事件是很多的。古代有、現代有，中國有，外國也有，而且不一定僅僅發生在“統治階級”中間。柳宗元《三戒》的社會性、思想性、藝術性是永存的。□

　　（本文作者：上海商業職業技術學院共和新路院區、上海市商業學校講師、辦公室主任）